解密 电视剧_解密:国军将领李宗仁何以三次逃脱蒋介石暗杀?

来源:风云人物 发布时间:2018-12-04 点击:

  广州马棚岗,李宗仁险遭不测

  李宗仁,字德邻,1890年出生于广西临桂一耕读农家,与两广风云人物叶挺、叶剑英、李济深、白崇禧等同属客家人。李宗仁自广西军校毕业后开始步入军界,与白崇禧、黄绍声气相投,均拥护创建民国矢志革命共和的孙中山先生,先后加入国民党,共组定桂军,先后击败陆荣廷、沈鸿英、马晓军等广西大小军阀,统一广西。

  1926年,李宗仁又率第七军参加北伐战争。其时他的搭档白崇禧则出任北伐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两人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立下赫赫战功。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并奉派指挥桂系主力两个军与蒋介石、冯玉祥等军共同进行“二次北伐”,联合对张作霖统率的奉军作战。此后,桂军加上被收编来的唐生智部队由武汉打入河南,攻城略地一直打到山海关。桂系势力达于极盛。

  这令蒋介石深感不安,他与桂系的矛盾迅速激化。1929年4月,蒋桂战争终于爆发,并以桂系战败,李宗仁下野赴香港而告结束。两年后,逐步恢复元气的桂系又卷土重来,联合广东的陈济棠共同策划反蒋。1931年5月,以粤桂联合之武力为后盾的国民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决定另立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相对抗。

  李宗仁出任国府委员、军委会常委。他已成为广州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让白崇禧、黄旭初坐镇广西南宁,与广州联成犄角之势,他自己则在广州与陈济棠、张发奎共同主持军事方略,谋划对付蒋介石可能发动的进攻。那时,各派力量都打出抗日旗号。

李宗仁

  广州方面亦是如此,抗日态度比南京中央政府激烈。然而,为了改善部队武器装备,提高战斗力,桂系、粤系的军事首脑又都与日本方面进行秘密联系,谓之“策略”。

  李宗仁密派王乃昌到香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原田等来往,希望购买一批火炮、战防炮和轻重机关枪。日方为拉拢桂系,表示可以认真考虑,也赞同李的反蒋立场。日本驻广州总领事清水、武官和知中佐等也经常出入位于广州东山马棚岗的李宗仁官邸,且赴南宁见白崇禧,往来频繁。

  虽说对外界保密,但还是被军特处(军统的前身)广州站特工侦悉,密报戴笠。那时的戴笠已与中统分开,自立门户,力量虽说尚很有限,但办事效率较中统为高。戴笠知道李宗仁已成主子蒋介石的眼中钉,在向蒋汇报广州方面李宗仁等与日本人的秘密往来的情况后,特别提出: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不妨派出几个刺客潜往广州,将最具威胁性的李宗仁干掉。这一来,两广方面的反中央气焰必定大减,极可能维持不下去。

  蒋介石是个城府极深的人,这一两年里,他已发现自己这个长着一副马脸的浙江同乡后辈于弄权谋搞情报方面颇具天赋,比之中统的陈果夫、徐恩曾有后来居上之势,故特让他另立门户,任军特处长。

  蒋介石心中明白:眼下,若出兵进攻两广,实为下策,等于是给软禁在南京汤山的政敌、两广方面的“灵魂”人物胡汉民帮忙,也会大失党心、民心,但是如能暗杀掉李宗仁当然再好不过了。当下,考虑再三,他指示戴笠可相机行事,但必须绝对保密,否则,麻烦就更大了。戴笠衔命而去。

  1931年7月,地处华南的广州炎热难耐,所幸的是来自南海上的台风常带来亚热带的暴风雨,驱走些暑气,让羊城百姓们享受数日凉爽。住在珠江边南洋旅馆的王乃昌接待了一位来自天津家乡的不速之客。他自称名叫谭金龙,读过南开大学,曾当过英国商行职员,因酒后打伤了英籍同事而被辞退,一度失业,现来广州想谋一份差事。他是在上海听一朋友说王乃昌在广州李宗仁麾下担任特聘政治参议,特慕名投奔来的,欲请其为自己帮点忙。

  王乃昌爱听奉承话,况且照谭金龙这么说,他还是自己的学生辈哩,因为王乃昌在未从政之前就在南开大学任过讲师。他曾留学日本,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1929年他为谋个前程投到在平津一带很有点名气的亲日派政客肖振瀛的门下,当上其助手,主要是充当日语翻译,见过土肥原、喜多诚一等日特大头目及梅津美治郎等军政官员。王乃昌主张中日友好,他对蒋介石特别厌恶,认为此人不配当中国的领袖。日本军部处心积虑分裂中国各派力量,特通过肖振瀛派王乃昌与华南的李宗仁等拉关系。

  王乃昌却被李宗仁留下来,许以优厚待遇,请他协助与日本方面打交道……王乃昌慨然答应帮助谭金龙。只几天两人就混熟了,天天一块上茶楼、酒馆、戏园子寻欢作乐。

  其实谭金龙正是戴笠密派来广州的五个刺客之一。他是出面摸情况的。他的四个伙伴则藏身于学宫路附近一家旅店里。谭金龙以钞票开道,辅之以三寸不烂之舌,迅速博得王乃昌的信任,获取了有关李宗仁生活规律的若干情报。7月28日,谭金龙得悉李宗仁将经由肇庆返回南宁与白崇禧、夏威、廖磊等桂系将领开军事联席会议。

  他立即与马斌、涂文焕等同伙碰头,谋划在东山以西13公里的山间公路上设伏袭击李宗仁的座车。为保行动成功,还请军特处广州站的同伙们协助,在路边树林间坟堆上架上一挺机枪,并在路上埋设以电线引爆的定时地雷……

  这一招确实够歹毒的了。然而戴笠手下的特务们低估了李宗仁的安全保护能力,这次暗杀计划被挫败了。原来,李宗仁为人很精明,爱思考问题,他对“日本通”王乃昌并非真的信任,而是出于利用。他在内心深处是很厌恶日本侵略者的,他牢记着甲午战争之耻与清廷被迫割让台湾之耻,牢记着当年日本在大连屠城的深仇大恨。他是个有血性的爱国将军,断然不愿出卖祖国和同胞利益充当亲日大汉奸。在广州他很注意安全工作,调来在桂林任驻军团长的族侄李志浩充当贴身副官。卫队连的120名卫兵均经过再三挑选,堪称精锐。

  东山马棚岗官邸戒卫森严,设内外三道岗哨,夜里都有卫兵组站岗巡逻。李宗仁接到保卫处长韦云泰报告说王乃昌近期与一个谭姓北方籍男子交往密切,即产生怀疑,命韦处长通知广州公安局核查此人真实身份,并加以暗中监视。李宗仁又密派自己部下两名参谋换上便衣参加对王乃昌等人的监视,并另行物色可靠的日语翻译。7月27日,李宗仁有意在王乃昌及参谋长张任民等人面前说他要回南宁开会,其实,他并没有外出的安排。他只略施小计便挫败了谭金龙等军特处特务的一次暗杀密谋。

  案发后,王乃昌自感大失面子,向李宗仁认错,并提出辞职。李未多加责难,还好言抚慰,给他一笔钱,让他妥善安排生活——李宗仁觉得此人虽很不可靠,但眼下尚可派上“特殊”用场。至于谭金龙等几个刺客被捕后,对他们干的事均如实招认,但仍难逃一死,只是老成持重的李宗仁对外界严加保密,只当没发生过谋杀一事。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宁粤双方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宣布统一,但两广仍处于半独立状态。

  南京,毛人凤奉命谋杀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宗仁由位尊权虚的军委会汉中行营主任改调任北平行营主任,偕同夫人郭德洁和幕僚程思远、刘仲容等一行人飞往古都北平,住进中南海。他的作风较开明,常召开座谈会,虚心听取教授学者等社会贤达名流的建议,限制特务胡作非为。在北平的欧美各国人士均对李宗仁有好评。李宗仁踌躇满志,劲头更足,有心以后通过民选问鼎中央。他的表现更受蒋介石猜忌,双方的矛盾也更激化。1946年“国大”召开,李成为“广西省”代表。

  1948年3月,南京又召开“行宪国大”。李宗仁筹备妥贴后,于当月22日率竞选团直飞南京,参加副总统竞选,设竞选总部于太平路上的安乐大酒店。经过幕前幕后的运筹组织,他终于战胜了得到蒋介石幕后支持的孙科,在5月22日当选副总统。

  当时,国民党政权已在内战中败北,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政局动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前景一片暗淡。专制独裁成性的蒋介石不自作反省,反而更加迁怒于与他明争暗斗了数十年的李宗仁,认为他“仗持桂系武力,心怀异志,不顾大局,实为党国之罪人”。1948年6月,蒋介石密令伪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筹划刺杀李宗仁。毛人凤衔命后曾在中山北路上“诚庐”召集沈醉、郭旭、徐志道等特工头目密商。沈醉等人也做了周密的准备,伺机下手。

  当时,李宗仁夫妇住在南京鼓楼傅厚岗9号,此系一座带花园的法国式双层楼房,与李济深等军政大员为邻,旁边还有一所基督教堂和几块菜地。李宗仁对自身安全一直颇为注意,他的卫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都是广西子弟,个个勇猛善战。为了有效防范蒋介石一方可能搞的暗杀活动,李宗仁的副官和警卫长特在傅厚岗、三条巷、鼓楼一带秘密安置了十几户广西籍“居民”,都是警卫部队的骨干,借摆香烟摊、开小杂货店、修车行等行业为掩护,以监视出现在这一带的可疑人员,一有异常情况,便采取行动,连教堂旁边都设有暗哨。

  1949年1月,蒋介石迫于北方各主战场的重大失败,又受到桂系的白崇禧等实力派的压力,只好暂告引退,返回浙江奉化老家,暗中遥控政局。毛人凤为表示对主子的忠心,随主子共进退,也辞去保密局长之职,指定处长徐志道为局长,但实权仍由自己掌握。他奔走于南京、上海、奉化三地之间,继续反共反人民,捕人、杀人,甚是猖狂。

  徐志道以当年率军警在孝陵卫附近山坡小庙里找到被日方有意安排“出走失踪”的日本驻南京使馆外交官员藏本,从而挫败了日本蓄意挑衅的计划而扬名一时。他也是有野心的人,对当上局长后有职无权很不满。他看美国方面厌恶蒋介石,欣赏作风较民主的李宗仁,遂有意与桂系接近,献殷勤。李宗仁当然想利用他,遂派程思远出面约会徐志道,还在中央饭店宴请他,礼遇甚高,令徐志道很感动,借着几分醉意,道出毛人凤已作部署暗杀李代总统的计划,表示自己无意参与,可守“中立”,并随时提供情报……这等于是站在李宗仁一边。

  李宗仁听取程思远汇报后,吓出一身冷汗,更不敢掉以轻心,但又不能深居简出,因他几乎天天要去总统府视事办公,主理国政哩。为加强安全,他听从了身边高级顾问刘仲容的建议,特与安徽省主席、桂系将领李品仙联系,迅速地从蚌埠明光抽调一个半团的精锐部队来南京,分驻扎在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云南路和鸡鸣寺附近,并配备了一批美式军车,屏卫李宗仁的官邸和国府路(今长江路)上的总统府。

  1949年2月29日,毛人凤从奉化潜回南京,筹划刺杀主张与中共进行停战和谈以达到划长江而治,真正地取蒋而代之的李宗仁。他奸诈阴险,办事力求稳妥。他发现李宗仁已作了严密防范,无从下手,而且沈醉等骨干也都迟疑不决。他审时度势,暂时终止暗杀计划,但迁怒于徐志道,认为徐志道就像两年前投靠李宗仁的北平市社会局长、军统干部马汉三,两面三刀,不堪信任。此外,促使蒋介石、毛人凤一伙不敢轻举妄动的另一外部原因是白崇禧以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的名义统兵30余万坐镇长江中游重镇武汉。白崇禧一直与李宗仁搭档,是桂系核心人物,桂系的李品仙又近在安徽,他们当然不会同意蒋介石对李宗仁下毒手……最倒霉的就是当时只做了一年保密局长的徐志道,他逃到台湾不久就被蒋介石下令拘押,扣上几个罪名送进牢房。

  昆明,危险又一次逼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隆隆礼炮声伴着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激昂旋律昭示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解放战争已接近于结束,蒋介石不甘失败,犹作困兽之斗。他逃往台湾后还妄图守住西南数省,而李宗仁情知国民党大势已去,也有自己的算盘,那就是在广州及西南失守后,他携家人出走国外。反正他是不会再去台湾与老想加害于他的蒋介石共事了。

  1949年11月4日,李宗仁带着随从一行人飞往昆明视察。云南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卢汉那时已打算起义,但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他已与中共方面进行了暗中联系。说来他与李宗仁代总统结过小仇,因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他受蒋介石暗中指使出兵黔桂边境,给桂系施加压力,迫使李宗仁从湖北抽调劲旅回防老家,结果桂系很快吃了败仗。

  话又说回来,如今,卢汉的同情心在李宗仁一边。他认为李宗仁有现实感。李两次给毛人凤下令,释放被关押多年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及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就足以表明他顺从舆情,政治上开明,令卢汉钦佩。为了与李宗仁消除前嫌,卢汉听从了滇军前辈李根源的建议。在李宗仁飞抵昆明的那一天,下令动员近十万群众上街载歌载舞欢迎,并腾出自己居住的五华山上光复楼供李宗仁居住。这让李宗仁大喜过望,感到卢汉很尊重自己。过去的嫌隙如今不必再提了,连日里他接见了云南各界知名人士、滇籍国大代表等。

  那时保密局的云南站长沈醉及其部下在昆明甚为活跃。他们仗着宪兵第13团和刑警大队的帮助,镇压人民反抗,控制言论,绑架进步师生,逮捕列入黑名单的共产党员,气焰嚣张,令卢汉很反感。在一次宴会上,他向李宗仁提出云南的形势动荡,主要是大批军统特务横行无忌,胡作非为,闹得地方群众天天上省政府上访告状。李宗仁气愤地说:“这都是毛人凤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行事。蒋先生已下野,已是一介平民了,还时时遥控政局,实在太过分了!你不必再听命于他。”

  卢汉连连称是,乘机取出李根源、马崇禄、金汉鼎等40多位云南知名人士联名写的要求从宽处理90名被捕人士的请愿书,请李宗仁批示。李宗仁心想不如留个好名声吧,遂签了字。“交卢主席从轻处理”。卢汉有了这个尚方宝剑,不由万分高兴。却说当日晚,昆明城郊巫家坝机场上,从一架空军运输机上下来几个不速之客。他们都穿着军便服,头戴礼帽,神态诡秘。他们是在台北奉毛人凤密令飞往昆明专为行刺李宗仁而来的。他们搭乘预先已停在机场外的宪兵第13团的一辆小汽车悄悄地驶入城内。

  然而他们没住进宪兵部队营地,也未与沈醉的云南站联系,却住进光明路附近一家私营小旅馆着手安排刺杀行动,准备在夜间潜入戒备森严的五华山风景区对卢汉官邸里的李宗仁实施袭击。

  原来,毛人凤对沈醉在昆明的表现很不满意,认为他在两三个月前居然因怕触怒主政滇省的卢汉而迟迟不敢暗杀坚持反蒋的杨杰将军(他于9月17日在香港寓所终遭保密局特工暗杀),实在太差劲。就是对心狠手毒的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的表现也不太满意,嫌他杀人不够多。毛人凤决心再做一次努力,在台北他从部下中挑选了三个武功高强、枪法特别准的特工,交代了任务,许以事成后重金奖励。这三个杀手一心想露上两手,不想他们的神秘行踪引起小旅店段姓老板的怀疑。他本是保安司令部的线人,平日里就因其参加反战反蒋活动的大学生儿子被特务抓走而特别痛恨国民党特务。再说上面一再交代近日要注意形迹可疑的人,发现异常情况必须立即报告。于是段老板便向政保处龙处长作了汇报。

  龙处长本是前云南省铁腕人物龙云的亲戚,又是卢汉的心腹。龙云在被蒋介石发动兵变赶下台后即在重庆、南京两地遭软禁,1949年初,才从南京出逃香港。也正因有这层背景,龙处长对蒋系特务甚为厌恶。他亲自带领军警拘押了那三个特务。审讯中经用刑,特务被迫交代了潜入昆明的目的。龙处长大为震惊,立即禀报卢汉。卢汉也很震惊,他下令将三个特务秘密活埋,对外则保密……

  李宗仁安全离开云南后,卢汉松了口气,马上下令放了被拘押的那90个人,并下令对沈醉等保密局人员限制自由,出动部队对宪兵第13团和刑警大队加以监视……1949年12月8日,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五华山顶高高升起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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