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光武帝城]曾与光武帝一同游学的严光真的沽名钓誉吗,毛主席是怎么评价东汉严光的

来源:诗词名句 发布时间:2018-04-04 点击:

  据《后汉书·严光传》介绍,严光从年轻时就名声很大,曾经与汉光武帝刘秀一起游学。等到后来刘秀做了皇帝,严光却改名换姓,不愿出来做官,躲起来不与光武帝见面。汉光武帝即位后求贤如渴,了解严光才高学广,画影图形也一定要找到严光。后来有地方官报告说发现有一位身披羊裘,在水边钓鱼的男子。光武帝怀疑就是严光,马上备好了车,带着厚厚的礼物,派遣使者前去聘请。结果往返去了许多次,严光才一起回到京城。汉光武帝请严光住进城北的一处地方,供给床褥,由官吏早晚伺候,提供茶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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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光的好友司徒侯霸派人送书信给严光,说侯司徒一听先生您来到,本想马上就来看望您,只因公务繁忙,未能成行,希望您在日暮时分去侯司徒家见面聚谈。严光不作回答,把来信退了回去,口头回话说,君房(侯霸)先生你位列三公,这很好。如果你能够心怀仁德,辅佐正义,那样天下人才会喜欢你;如果你只知道阿谀奉承,一味顺从皇上的旨意,结果难免会带来身首异处的灾祸。侯霸得到回信,便向皇帝奏明,汉光武帝听了笑着说:看来严光还是他的“狂奴故态”,于是他带着车马当天就亲自到严光的住地。此时严光仍然卧床不起,光武帝进了严光的居室,抚摸着严光的肚皮,说:你这个严光啊,难道就不肯出山帮助我治理天下吗?严光还是躺在床上不答应,过了许久,严光才睁开眼睛上下端详光武帝,说想当年汤尧是以德治天下,但是巢父还是不肯接受。人各有志,你又何必强求呢!光武帝没办法,说:子陵(严光)我难道就没办法让你顺从我吗?无奈何,光武帝只好登车叹着气离去。

  后来终于光武帝领着严光进宫了,和严光谈起过去的事情,交谈了好几天,只说光武帝比过去胖了点儿。同塌而眠时严光的脚竟然压倒光武帝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便奏上说有客星犯皇帝御座,还说情势紧急。光武帝大笑说:那是我和老友严子陵一起睡觉啊。

  光武帝想让严光作谏议大夫,严光不肯。他还是回到富春山下耕种,钓鱼。后来,在建武十七年,光武帝又特下诏书召严光进京,严光还是不肯来。严光八十岁那年,在家中去世了。光武帝感到十分悲伤惋惜,下诏书命令当地的县令赐给他的家人一百万钱、一千斛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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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历来对严光的评价不一

  对严光不仕光武帝之事的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范仲淹将其视为景仰的楷模;而朱元璋却将严光视为“罪之大者”,认为他只求个人安逸、不为天下苍生造福,根本无德可言。王安石则将严光隐居理解为怀才不遇后的无奈选择。也有论者将严光视为沽名钓誉之徒。

  一是有人说严光“不事王侯,耕钓富春山”,乃是“垂一线以扶炎”。宋高宗·赵构《追封汉严子陵奉议大夫制》就说:“子陵为光武之故人,坚衡泌之雅志,知经济之多才,甘隐遁以植节,枕流漱石,垂一线以扶炎,山高水长,振千仞以起懦”。

  二是有人说严光是认为“富贵于我,有如浮云”。唐·梁肃《汉高士严君钓台碑》就有:

  四海既平,故人为君;富贵于我,有如浮云。召至禁中,告归江愤;下视天子,上动星文。

  三是有人说严光“不事王侯,耕钓富春山”是因位严光知道“光武察察自用”、“待臣少礼多以法”、大臣至以直言死”、“群臣往往以非谶而罢黜”、“其后宰辅多不以礼退”,子陵预知其如此,故不受谏议之封,决然离去,以“全故旧之义”。

  四是有人说严光知道与光武不好相处,“但可相从故人饮,安能刺足天子旁”,故“羊裘不肯脱,筑室富春山”。或说“名高震主定危身,决计披裘老富春”。或说“功成不取嫌疑地,不学淮阴遭戮辱”。

  五是有人说严光“不事王侯,耕钓富春山”,是“光武尊之,用之未至”。有人说子陵何尝无济世之心,光武果能如文、武之尊用太公,则子陵可以弗去,东汉之治当与周室此隆重矣。

  也有人说,东汉当时之治“人才固足办之,而无待乎已也”。也有说“纵令拜爵已无功,不若烟霞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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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对严光早就有评价

  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注意到了严光,并对他的所作所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在他的心目中,严光的形象与古人评论颇不相同。毛泽东在《讲堂录》的读书笔记中记述了严光的事迹,并写下了自己的感想。毛泽东认为:“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王之师也。受业太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

  其一,毛泽东认为严光是一个颇具远见卓识的人。他提出过“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指要领绝”的治国主张,此话虽然是在给侯霸的信中提出来的,但实际未尝不是写给光武帝刘秀看的。饱经战乱的东汉面临的是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严光提出了“怀仁辅义”的休养生息方略正足以提供刘秀参考。刘秀实际上是接受了他的这个意见,也认为“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最终开创了所谓“光武中兴”之世。

  其二,在毛泽东看来,严光“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的主张也很重要。严光是一个在当时能“正风俗”的人。他功成不居的风节,可以起到影响当时与后世的作用。

  其三,毛泽东认为严光还具有不屈于帝王的抗争精神。严光没有依从刘秀的意旨,坚决不出来做官,在那个“专制时代”,严光不屈于上的勇气,在封建士大夫之中确是十分难得的。

  在青年毛泽东眼里,严光也并非是十全十美。他对严光坚辞不仕的态度不以为然,认为严光也应当如同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出任光武帝的辅相。毛泽东认为古代贤者“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还有“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对于这三类人,他认为更可贵更可佩的是那些“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在当时毛泽东的心目中,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人。而严光虽然能够“正风俗”,然而却没有出来“办事”,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毛主席推崇的是既能“办事”又能“传教”之人,这一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值得人们深思。

  毛主席《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说的“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就是针对柳亚子原诗中的“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是打算在全国解放之后就像严光那样过退隐生活的意愿,就是向柳亚子表明,我们不会忘记先生对革命的那一份感情和贡献,此时开国盛典在即,千头万绪,百废待兴,正应众擎易举,野无遗贤,万众一心共襄盛举,多有贡献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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