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去世时 宋美龄]宋美龄:我能让张学良“迷途知返”

来源:文史百科 发布时间:2019-03-12 点击:

  我听了介绍,开始想象如果我亲自去西安,如果我直接和张学良对话,他的心理会发生何种变化?一句话,我更加相信,只要我能够与张学良当面协商,一定能促使他迷途知返。

  

宋美龄与端纳
宋美龄与端纳作者:宋美龄,文章源自《文史博览》,2011年第12期

 

  “兵变”噩耗传来

  1936年12月12日,我在上海。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忽然跑到我的寓所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闻此噩耗,不啻晴天霹雳。

  当时上海与西安的有线电报、无线电报以及陆地、空中交通,皆告断绝,过了好几个小时,仍不能得准确消息。而各种流言已传播全球,英文报纸,竟根据流言作了头版的大字标题。13日早晨,我和孔部长及端纳(澳大利亚人,先后任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是西安事变的斡旋者)仓促赶往南京。无奈,南京同样没有确切消息。

  (国民党)中常会已于12日深夜开会,决定:免去叛变首领张学良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之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这天早晨,南京还接到了西安方面发来的“全国通电”,署名的人除了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西北重要将领外,还有陪同委员长前往西安的南京高官多人。通电称:彼等“涕泣诤谏,屡遭(蒋介石)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蒋介石)做最后之诤谏”。通电中,他们还提出了“救国主张”的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

  这八项要求是: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停止剿共;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抗日爱国运动;实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张、杨的电文也指出:他们将确保我丈夫的安全。

  兵变发生,我心中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是女人,世上之人,必定以为我是女人,遇到突然的兵变,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所以,我必须抑制个人的感情,从全局考量对策。看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我的第二个念头是:如果处理得好,这次兵变必能得到合乎常理的解决。于是,当天晨8时,我即给张学良发去专电,告诉他:我们共同的朋友端纳,准备立即飞往西安。端纳也给张学良发了电报,盼其立即复电,看西安是否愿意接待。

  13日上午,接到了张学良的两封电报:一是给孔祥熙部长的,一是给我的。为节省时间,我和端纳决定:端纳于13日午后,先直飞洛阳。另外,我请端纳携两函,一函致委员长,一函给张学良。在给张学良的长函中,我告诉他:他的这一举动,虽然十分鲁莽,但我敢断定,他发动兵变的本意,并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的恶意,因此,他必须及时自拔,切勿贻误时机,以致后悔不及。

  端纳乘坐的飞机,13日下午起飞。还好,到了晚上,端纳就从洛阳打来长途电话,称他已于傍晚抵达洛阳。端纳告诉我:13日白天,中央军的30多架飞机,已在西安上空做了示威飞行,目的就是要告诉西北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军之手。还说:他不管张学良是否有回电,定于明晨直飞西安。幸好,当天夜里,我忽然接到张学良致端纳的电报,说他欢迎端纳入陕。于是我放心了:端纳所乘飞机,应该不会在前往西安的途中,被人击落。

  中常会上舌战高官

  南京政府当时已经决定:委员长回京之前,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遣全国军队,空军亦归其统辖。而委员长已经遇难的谣言,也忽然流传开了。局势虽然黑暗且危险,但我仍然有个直觉:事变可以稳妥解决。于是,这一天的我,就是要让国民党中央的诸位高官们相信,其一,只要多做忍耐,和平就不会绝望;其二,在军事讨伐西安之前,务必先尽力解救委员长脱离险境。因为攻打西安的战事一旦开始,委员长即使不被南京陆军、空军的轰炸所误中,也必然被怨恨的叛军所杀害。谁知道,中常会上,我陷入了“立即攻打西安”的主战派的重重包围之中。

  有人说:“为维持国民政府的威信,应当立即进兵,剿灭西安叛兵。”我当即反驳说:“今日之中国,假如没有委员长,就不会有任何统一的政府。今天我们舍弃委员长,不去救他,请问,还有哪个人能够立即担负起领导全国的重任?”我刚刚说到这里,会场里立即群情激昂:有人说,委员长或许已经遇难;有人说,国家利益,应当重于委员长的个人生命;更有人词色之间似乎在说“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其丈夫而已”。我立即大声说:“我虽是一名女性,但我绝非仅仅为营救我的丈夫。如果委员长一死,真的能够为国家造福,那我一定首先劝其牺牲。但处理西安叛变,如立即挞伐,直接轰炸,不但使领袖生命陷于险境,而且必然使陕西数千万无辜民众,立即陷入兵燹之灾……不仅如此,还将使我们为抵御日本入侵所做的诸多努力,白白浪费。因此,为了救中国,我不得不吁请诸位,妥善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

  这时,会场里很安静。于是我又说出了自己的一个决定:“我决定明天亲自飞往西安。”此言既出,会场哗然。在座高官,皆曰“不可”。主要是因为当时盛传谣言,说:血与火充塞西安,西安城内,已成赤色恐怖世界。对局势悲观者,更认为委员长就算今天没死,日后也难免一死。大家对我的劝说,归纳起来就是:此时我赴西安,等于给叛变者又送去一个要挟我丈夫的凭借,因为我是自投罗网去给叛军作人质的……至散会,中央的诸位高官终于同意“暂缓攻打西安”,但我飞西安的设想,仍遭到极力反对。从中常会出来,各机关首脑也纷纷打电话给我,询问目前情况下,应当如何应对。这中间,尤以黄埔同学的电话,最为迫切,他们要求我“立即发表讲话”。于是,我索性召集他们开会,向他们做了公开的演讲。

  我除了转述自己在中常会上的观点,同时也指出:在尚未搞清事变真相之前,遇事一定要镇定,切勿感情用事。委员长和张学良的共同朋友——端纳,正在前往西安的途中。

  张学良邀请我去西安

  12月14日(星期一)晚,西安事变终于露出了第一缕希望的曙光,并证明了我此前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端纳从西安发来电报,报告了委员长的平安,而且说,委员长现在的住处,十分舒适,他正在旁边照顾呢!这封电报同时表示:张学良亟盼孔祥熙代院长赴西安,也非常盼望我能一起前往西安。

  过了不久,我又接到张学良直接发给我的电报,电文中不仅对我首次做出保证,说他虽然发动兵变,但绝对没有危害委员长的意思……可惜,对这份电报,南京有些人认为:不可信!这些人认为:端纳的电报,很可能是叛军故意假借端纳的名义发出,实际是为了诱使孔部长和我,一起进入陕西,以便他们能够再多扣押几名重要人质,增加其日后的谈判筹码。

  对于此种推测,我表示“根本不信”。因为我知道,要想避免丈夫死于兵变,避免内战大规模发生,我就必须前往西安,力求事件和平解决。所幸,孔部长与我的两位姐姐,全都表示:愿意陪同我一起飞往西安!姐姐、姐夫的态度,真的让我很感动。

  15日下午,突然接到端纳从洛阳打来第二通长途电话,这个电话,实在令我喜出望外。原来,15日早晨,端纳冒着恶劣的天气,从西安乘飞机返回洛阳,就是为了从洛阳机场直接打电话告诉我。他用简短的英语,概述了全局。端纳说,委员长也开始与张学良直接谈话,只是他的怒气仍未平息。不过,张学良已经当着端纳的面,郑重表示:他决心随同委员长一起回南京,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发动兵变的动机虽然绝对纯洁,但这一兵变,确有错误。当然,端纳也坦率告我:委员长嘱咐,让我一定不能去西安。其理由,和南京高官的说法差不多。

  当晚,我和大姐夫(孔祥熙)联系,不料,孔部长的医生说,他的身体不好,不能飞陕;而且孔部长兼任代理行政院长,此时此刻,势必难以离开南京。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告诉端纳,请他转告张学良,可否以宋子文代替我的大姐夫。

  18日晚,端纳又来电,说他已经二次进入西安。现在,西安的将领们表示:欢迎宋子文陪同我一起前往西安。

  12月20日,是南京政府给叛军规定的释放委员长的最后期限,我努力劝说,恳请中央再给予三日宽限,并决定:偕子文同机入陕。无奈,出发前的最后一刻,南京高级官员一起来到我家,坚决不让我去机场。有人甚至说:夫人如果留在南京,还能劝阻中央军对西安的进攻;夫人如果走了,谁能制止内战大规模爆发?为了这句话,我只得暂且留下。只能拜托子文直飞西安。这一天,我还接到张学良电报,他说,如果我不能阻止中央军的进攻,那就一定不要去陕西,因为战争一旦爆发,他也没有力量保护前往西安的我!

  22日下午,端纳、子文先后回到南京,在中央常委会叙述了他们在西安的见闻,我听了介绍,开始想象如果我亲自去西安,如果我直接和张学良对话,他的心理会发生何种变化?一句话,我更加相信,只要我能够与张学良当面协商,一定能促使他迷途知返。

  我登上了赴西安的飞机

  23日,我和子文、端纳、戴笠等人,一同登上飞机。飞机首先抵达洛阳上空,从飞机上俯瞰,看见洛阳机场的轰炸机正罗列待发,我的心里突然增加了阴影!于是,我一下飞机,立即召集该地陆军以及空军将领,嘱咐洛阳空军司令,未得到委员长本人的命令,切勿派机飞进西安。

  旋即,我们乘坐的飞机,再次起飞……端纳在白色山丛中,遥指一处方形城邑说:“那里就是临潼,委员长被劫的地方。”看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万千。一会儿,飞机开始在西安机场上空盘旋。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勃朗宁小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飞机着陆,叛军士兵噪动且无法控制,请一定用我给你的这把枪,把我杀死,千万不要犹豫。”端纳笑了,他说:“上帝和夫人同在,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飞机停稳,舱门打开,张学良首先登机欢迎我,我仍用平常语气,和他寒暄。离机时,张学良请我先行,我却回头用不经意的语气对他说:“汉卿,请不要下令搜查我的行李了,因为我怕翻乱了不好整理,我带的衣服、用品多。”

  张学良立即诚惶诚恐地回答说:“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敢下令搜查夫人的行李呢?”下了飞机,杨虎城也赶到了,我坦然与之握手,就像我是偶然路过西安的访客。杨虎城刚见到我时,表情十分尴尬。看到我镇定又轻松的样子,他也不紧张了。

  车队首先进入西安张学良家,稍事休息,我便赶去看望囚禁中的丈夫。直到这时,委员长还不知道我已抵达西安。委员长被禁处,离张宅只一箭之遥,但走过的时候可以看到,禁卫森严,且卫兵们多携机关枪,很吓人的样子。我直接进入丈夫的卧室,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啊呀,你真的来了?!你这可是入了虎穴啊!”说完,一面痛苦地摇头,一面潸然泪下。我则强力抑制住感情,用平常语调说,“我是来看望你的,什么危险都没有!”

  当晚,我向委员长亲口说明了我处理此次兵变的基本设想。

  我说,南京高官,大多主张立即轰炸西安、进兵潼关,倘若战事发动,势必酿成空前规模的内战。因为虎视眈眈之日本帝国主义,正日夜盼望中国爆发内战。因此,我在南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止中央军轰炸、进攻西安!我见过委员长后,再召张学良来见。

  张学良见我没有一句斥责他的话,显得很高兴。我告诉他:你或许认为,西安兵变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护,这实际是你的错觉。今大错已成,如何补救,才是当前的最大问题。张学良则说:“如果夫人此次和委员长一起赴西安,我敢断定,绝不会发生今天的不幸。我们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妥,但我发动兵谏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抗击日寇,造福国家。只是我们几次向委员长请求,均遭怒斥……因此要请夫人婉转报告委员长,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就算要求委员长签署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文件,也是为了要为国牺牲……”

  他又说,“我深信夫人此来,必能协调各方关系,使委员长早日离开陕西,而且我们仍然一致推崇委员长为我们的唯一领袖。”

  我当然同意在我丈夫面前替张、杨两人做说客,我也指出:你想停止剿共内战,却反而导致中央军进攻西安,这样的结局你是否想到过?你们想逼迫委员长在你们规定的文件上签字,试想,以他的性格秉性和领袖地位,能够答应么?因此,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收拾危局,让委员长尽快离开陕西。

  张不断点头,表示完全同意。但又说,立即释放委员长,需要征求其他同事的同意。我表示完全理解……等到谈话结束,夜已深矣。

  蒋委员长安全离开西安

  此后,我开始等候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开会做出决定,等候了很长时间,总算有了结果:张、杨及其部下,同意让委员长离开西安。这次等候,是漫长和痛苦的,因为东北军和西北军内各种主张都有。甚至有人认为张学良已经“叛变”,被我和子文、端纳收买了!此时,也曾有人向我透露,共党并无劫持委员长的意思,而且他们亦主张立即恢复委员长的自由。

  虽然在是否释放委员长的问题上,张、杨等人有争论,但张学良等人始终没有提及金钱与个人权位问题。这种胸怀,却也是历来叛变军人所从来没有过的可爱之处。

  25日下午2点,张学良急匆匆赶来说,飞机已准备好了,他决心随委员长赴南京。委员长极力反对,说:“你无伴行之必要,你应该留在西安,继续指挥西北各部队。”

  但张学良向我解释说,他确实有赴南京的义务,因为他已向部下各将领表示,愿意担负此次事变之全部责任。同时,他还要用赴南京请罪的举动,来证明此次事变,他本人绝没有伤害委员长的恶意以及争夺权位的野心。我同意他陪同我们飞往南京。

  下午4时,委员长和我以及张学良,共乘一车去机场。张学良出门后,立刻直奔车子的前排就坐,让我和委员长坐在后排。子文、端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直开到张学良的波音座机门旁。随着一声怒吼,波音飞机离地腾空,我们当晚抵达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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