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一叛将|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北山事件:项英陈毅险被捕

来源:战争实录 发布时间:2019-03-12 点击: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国民党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一方面加强军事“清剿”;另一方面,利用叛徒,妄图捕杀项英、陈毅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北山事件”就是敌人利用叛徒龚楚破坏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指挥机关的一个大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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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原是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2月,他奉命率领红二十四师的七十一团(约9个连700余人),从于都南部突围,经南康、油山、大余、北山等地,转移到粤北乐昌、湘南宜章附近,因屡屡受挫,对革命前途彻底绝望,便向广东军阀陈济棠投降,成了可耻的叛徒,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绞杀革命的一条走狗。他在叛变投敌时,亲手打死了与他一同从敌人包围圈里冲杀出来的七十一团政委石友生,作为他向敌人卖身投靠的见面礼。为了邀功,他又向陈济棠献媚,说:“现在赣南的游击队里,官最大的就是项英、陈毅。而项英、陈毅就在南雄、大余一带,这是分手时项英亲口告诉我的。项英是高度近视眼,夜间看不见路,陈毅腿负重伤,不能走路。我有办法把他们搞到。”

龚楚的这种卑劣行径,果然得到了陈济棠的欢心,他立即封他为“剿共少将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拥有30来人的卫队,命他带这支卫队去北山一带破坏红军游击队的指挥中枢。

1935年10月中旬,龚楚跟敌赣湘闽粤第六绥靖区纵队指挥官余汉谋定下计策,由他将他那支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顺着他曾走过的非常熟悉的路线去北山的天井洞。龚楚在这里转悠两天,不见红军游击队的踪影,当然他也不晓得红军指挥机关驻扎何地。按预谋,被余汉谋收编的土匪头目周文山,率领百十人的反革命武装,按约定时间朝天井洞方向窜来。龚楚当即命令他的“游击队”煞有介事地进行“迎战”。他们乒乒乓乓假打了一阵,演了一出“自打自”的丑剧后,周文山的土匪武装很快“溃败”四下逃窜。

龚楚以此为“资本”,到处吹嘘这支被他们“击溃”的军队,是余汉谋手下周文山部的“精锐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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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f 6龚楚这一招是很毒辣的,着实迷惑了当时在天井洞一带活动的红军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的负责人,并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龚楚已经叛变投敌,加上龚楚又导演了这出假戏,就误认为他带着红军七十一团打回来了。龚楚在骗得红军游击队秘密交通员的信任后,便与几支红军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住在天井洞一带的秘密交通员赖文泰,驻扎在天井洞一带山上的红军游击支队支队长兼政委贺敏学(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的哥哥),游击队小队长“猛张飞”刘矮古,以及红军指挥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人都先后跟龚楚有了接触。龚楚大肆向贺敏学等人吹嘘他部在湘南扩大游击区的“战绩”,声称他这次回来,是接项英、陈毅过去,那里比较安全,也为了加强湘南游击区的领导。一时间,大家都十分佩服龚楚英勇善战。

细心的贺敏学,见龚楚这支游击队服装整洁,除少数几支长枪外,全是一色快慢机和驳壳枪,队员讲的又是一口广东话,遂产生了疑窦。龚楚见状,知道时间长了就会被贺敏学等人识破庐山真面目,于是决意先发制人,企图以开会为名,把游击队集中起来“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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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仍以中央军区参谋长的身份,通过何长林,背着贺敏学,发了一个要游击队干部和后方人员到天井洞参加会议的通知。一些游击队干部不明真相,接到通知后就陆续来到了天井洞。贺敏学一到天井洞就问龚楚:“会场的警戒布置了吗?”龚楚点点头。原来他早已派他的武装把会场包围起来了。当贺敏学进入“会场”时,见四面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感到不对头,转身便走,不料四支驳壳枪已对准了他。他猛力推倒敌人,奋身冲出会场,身中三弹,滚下了山岗。

在会场里,龚楚撕下画皮,大放厥词,说什么西征的主力红军全完蛋了,再当共产党游击队就是死路一条,只有赶快投降“国军”才是唯一的出路。

游击队干部知道中了敌人奸计,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举枪就打,边打边朝外冲。在敌人火力封锁下,许多同志当场牺牲了。只有小队长“猛张飞”刘矮古等六七位同志带伤冲出会场,逃离了虎口。他们强忍着伤痛在山林里爬了两天两夜,被党的交通站的同志发现才获救。

红军指挥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没有逃出会场,被敌人捆绑了起来。龚楚用手枪抵着他的脑袋狞笑着对他说:“我现在是国军少将剿共司令。你把项英、陈毅住的地方讲出来就不杀你,还可以跟我一样在国军里当官。”何长林经不住龚楚的威逼利诱,也可耻地当了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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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秘密工作原则,党的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各个单位之间彼此不发生横向联系。因此,对项英、陈毅等同志的住处,何长林也只大体上知道个方向,并不知道具体地方。何长林为了立功,便向龚楚献计道:“我知道他们给养困难,经常要派侦察班到南雄的大梅坑买米。只要我们能在途中把他们截住,就可以想办法逮到项英和陈毅。”龚楚听罢觉得这么办很妥,便竖起大拇指说:“好,你很忠实。只要抓到陈毅和项英,你就立了大功。抓不到活的,打死了,你同样立大功!”

于是,何长林就把龚楚的人马带到侦察班出来买米时必经的岔路口埋伏守候。

红军指挥机关侦察排的战士,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子弟,革命立场坚定,作战机智勇敢。指挥机关的侦察、警卫、采购物资都由他们一肩担当。他们经常会想出各种巧妙的办法,偷越敌军封锁线,避开敌人的盘查哨,从山外买到粮食和急需品运回北山帽子峰。

这天下午,侦察班的吴少华、丁上淮等5人在从大梅坑买米回来的途中,遇见了龚楚和何长林。

女儿”,对我的疼爱溢于言表。旁边的一个女的不解地问他:“谁是老项?”陈伯伯用很重的四川话回答:“老项,就是项英嘛!”我想陈毅伯伯如果活着,一定不会同意挑拨他和父亲的那些言论。

尽管当时毛泽东起草的决定没获七大通过,只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解放后,对项英的评

价跌入了低谷,而且很奇怪的是父亲参与的革命活动只字不提。父亲是参加中共二大的12 个代表之一,但介绍中只提其他11 位;父亲是“二

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电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谦,却不提施洋还是项英给介绍入党的。陈丕显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有一次去参观二七大罢工纪念馆,特地纠正他们不提项英的错误。“文革”中,全上海都贴了“项英是大叛徒”的大字报。几年前有位作家写了《皖南事

变》的小说,把项英写得糟糕透顶,我没有资料反驳无力,是新四军的100 多位老干部写信提出反对意见,这部小说才最终被禁止再版。我相信对父亲的评价,自有历史公论。

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1945 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通报给大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悲痛,跟父亲一起也就12 天,坦率地说,感情会有多深?另外,周围同学也经常有父母牺牲的,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平常事。但

是皖南事变之后,我把名字从张苏云改成了“项苏云”,我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我是项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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